周颖：“手术后，我性情大变，时常情绪失控，生不如死！”
周颖不断为方咏的遭遇叹气，在泸医附院手术期间两人认识，从此互相鼓励，渐渐产生感情，成为情侣。
5月29日，方咏听说我即将带周颖去看他时很开心，和我约定晚上再通电话确定会面时间。但是晚上，接电话的却是他的前女友思思，思思也是一个瘾君子，她承认方咏在她家，但不肯叫其接电话：“采访什么吆，反正没救了。”
周颖很沮丧，她说方咏此时肯定在吸毒。两天后，这个25岁的小伙子找到了我，说话结结巴巴，低沉得像蚊子叫，果真如周颖介绍的那样：手术后变得比女人还要温柔，一点阳刚之气也没了。
周颖曾说她妈妈因此不赞成两人继续交往，她也很犹豫。
方咏突然哭了“谁都不要我了，周颖是我的精神支柱，可刚才她骂我，说对我很失望，我觉得活着没意思……我求你帮帮我，我跟你道歉，那天晚上，我的确……
我是泸医附院开颅戒毒手术的“实验品”之一，去年9月21日在泸医附院做的手术。我很倒霉，手术时电钻坏了，我的脑壳是用手钻打的洞。医生钻得吱嘎吱嘎响，我忙喊医生和我聊天，医生干得专心，我只好一个人哼起歌儿来分散注意力。
手术那天，全家人像过节，父母觉得哪怕是治成傻子，都要来做手术。可是手术第二天清晨，我醒后就想到了毒品。我心里一惊，这个手术没起到作用，医院说可以除心瘾，而我的心瘾根本没除！手术后第14天，我复吸了。
而且，我的记忆力减退了，人格改变了。要命的是我的双眼现在几乎没有视力，一切都是模糊的……这倒也好。
我连手术都失败了，还有什么救啊？！人家说我是社会渣滓。我觉得活着好没意思。
结束采访回到上海后，我一直无法再联系到方咏。6月6日，他母亲突然给我电话，说方咏在三天前被抓进看守所了，估计与贩毒有关。
就在今年，方咏曾被父母送到成都戒毒，此前一直与余柯志、张时栋两名患者在一起。在张时栋家里，方咏看到张余两人已经把毒品放好，准备注射。
钱花光了，为了弄到海洛因，方咏伙同余柯志、张时栋一起对卖“药”的毒贩进行抢劫，因为对方反抗，他们甚至将对方手臂砍伤。
5月30日，我带着周颖到了张时栋在都江堰市的家。
家是一样的残破，屋内一大袋张时栋戒毒后吸完的烟壳。
张时栋已经于5月18日被进了成都市强制戒毒所，三个月后才能出来。
张时栋的父亲拖着一双残腿，那是20年前一次医疗误诊后的结果。他拿出了一大堆控诉材料。
8年前，张时栋染上了毒瘾。和周颖一样，也是多次去戒毒所，试遍了戒毒方式，但没有效果，后来也是看到媒体报道，看到泸医附院的90％成功率的宣传，觉得倾家荡产也要做这个手术，哪怕做傻了。
这是我们唯一的路了，因为术前听说有人做傻了，张时栋不肯接受手术，但我们还是把他逼上了手术台。
出手术室后他手舞足蹈，唱着：脖子扭扭、屁股扭扭……我觉得他不太对劲，但是医院说没事，手术效果很好。
周颖、张时栋、余柯志、李果、方咏他们都是一天出院的，出院前一天，李果、张时栋、余柯志就跑到院外找毒品，只是没有找到。
回家后，他满都江堰市找毒品。手术花了3万多元，都是我们借的，但换来的却是他吸毒量的增加，原来注射一次能坚持十几个小时，后来就只能管七八个小时。
他的头时常很疼，性欲没了，味觉没了，脾气变得暴躁，记性下降，好几次想自杀，而且有了强迫症，放一个杯子，要做十几次动作。
周颖每听到一位家长的哭诉，就会想起自己的母亲，心情压抑，实在没有勇气随我继续走访，因此中途逃回重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的采访机中录入了更多手术“失败者”或他们亲人的控诉：
余柯志，22岁，成都市人，去年9月手术，出院后即复吸，他母亲说，小伙子术后出现了与张时栋差不多的情形，术前每天注射毒品四五次，术后却要注射十几次才能满足需求。4月21日因吸毒进了成都市强制戒毒所。
杨明，32岁，成都市人，去年9月手术，两个月后复吸，记忆力急剧下降，沉默不语，变得非常胆小，现在云南戒毒。
周勇，29岁，都江堰人，去年9月手术，第二天复吸，六亲不认，拿着刀追砍父亲，差点掐死女友，并一拳打落了母亲的三颗门牙，并多次自杀，曾一刀插进自己腹部，后因毒瘾发作，盗窃被抓，5月26日被判刑6个月。
武勇，26岁，绵阳人，去年9月手术，十余天后复吸，剂量增加，六亲不认，失去性欲，无嗅觉，脾气暴躁，术后被强戒一次，自愿戒毒两次。
王伟，27岁，攀枝花人，去年9月手术，十余天后复吸，头胀痛、无嗅觉、记忆力下降、性欲下降。
李远林，36岁，攀枝花人，去年9月手术，一个月后复吸，无嗅觉、脾气暴躁，妻子反映先是每天要两三次，后再无性欲。
……
一个星期内，我找到了16名这样的患者，而张时栋、周颖他们的父母仍在继续寻找。
